达尼埃尔·塞法伊（Daniel Cefaï）

如何进行概括？

——社会急救中心的民族志纪事

如何在民族志调查中进行概括？该问题反复出现。通常，此问题的提出使概括这一研究方法失去说服力，因为在调查某一特定情境时观察到的东西不能转移到其他时间和地点，民族志调查有着描述性研究的优势，但是不可避免只能成为某种指示性的参照，不可能控制所研究情境的全部变量。即使根据“其他所有条件都相同”（Toutes choses étant égales par ailleurs）这一准则，也无法与其他情境进行比较。这种批评的论调各式各样，但都和概括问题有关。如果民族志不确定调查研究的模式和规范，那么如何保证其严谨性？当民族志拘囿于微观社会学的狭隘视野时，如何探讨普遍性话题？当民族志陷入收集大量经验数据的泥沼时，如何上升到理论分析？当事件的规定性（détermination）受研究者“人差”（équation personnelle）影响时，又如何保证民族志的客观性？

要回答这些问题，最简单的途径是指出“概括”的不同方式。在针对巴黎社会急救中心（Samusocial de Paris [SSP]，其众所周知的职能是救助无家可归者）的一项实地调查中，调查者采用了多种途径进行概括（塞法伊和加德拉，2011）（Cefaï et Gardella, 2011）。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如果调查者想要进行概括，首先就要了解调查对象自身如何在不同情境中利用常识（对职业和机构的了解）进行概括。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从事先设计好的社会行为或公共行为模式入手，也不应该用“分性别”，“分种族”或“分阶级”的眼光去看待社会关系：民族志学者提出的一般性推测必须适合所观察的情境。此外，民族志中的“一般化”和它的反面“特殊化”密不可分，因为类属（catégorie）或分析原则的发现与研究者着手描述的情境相辅相成。那些特殊的和普遍的、典型的和非典型的、习以为常的和不同寻常的东西都只不过是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研究者通过剖析具体事例来发现其普遍性。概括这一工作要求将现存事物置于各种可能性之中加以考虑。我们的研究可以采取多种途径进行，所以我们比较了巴黎社会急救中心和其他流浪者救助机构所开展的街头工作，借此重新梳理巴黎社会急救中心的历史。我们研究了巴黎为何会有那么多人“被社会遗弃”，及法国其他城市或国外处理这一社会问题的举措。我们的研究还细致分析了巴黎社会急救中心所面临的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种种批评，其中又不乏对前景的展望、对机构职能变化的审视及对机构变革的追踪。最后，我们才更为果断地与调查对象的“观点”相分离，以社会学中的问题学为视角重新整理数据材料，再次在职业活动、社会工作和护理工作研究、道德和政治民族志、情境行为基本原理或处理纠纷的微观政治等方面对调查结果进行社会学研究。在此之后，才有可能对此次调查的结果进行概括，并推广到其他与之相似的救助或护理无家可归者的社会实践中。

参与式观察过程中调查主题的浮现

进行民族志研究，或许是首先从几个模糊的想法着手，然后一步步确定调查对象。在调查过程中，一开始不知何去何从，但是通过和情境、调查对象、同事及文献的互动，模糊的想法会渐渐明晰。进行民族志调查，也常常可以从一个带有问题的情境入手（杜威，1967）（Dewey, 1967），以获得足以定义或解决这一理论问题或经验论问题的基础。我们调查的初衷在于巴黎的一家社会急救中心面对部分流浪者拒绝接受提供的住宿而感到困惑不解。社会急救中心观察站（Observation du Samusocial）资助三位硕士研究生进行了初步的调查。这一调查首先对背景分析（analyse de cadres）和会话分析（analyse conversationnelle）进行了描述。2006年底，我们想通过一次小小的实证研究来深化本次调查。2007年1月，在调查研究的初期，我们没有去阅读相关研究领域的文献资料，而是日夜呆在急救中心的救护车上，目的是通过下基层追踪各行为者来观察社会急救的情况，并坚持使用分析性归纳（induction analystique）的研究方法。我们拒绝采用假说演绎的逻辑，这就意味着在起始阶段，该调查顶多就只受到具有敏化（sensitizing)（布鲁默，1954）（Blumer, 1954）价值的概念和假设所导向,  某些想法原本含糊不清，后来在“资料”（données）面前一定会发生变化。这样做的优点在于不会提前禁锢自己的能力，可以更好地思考偶发事件，更好地感知线索，更好地设想分析角度。我们不是从“唾手可得”的前人理论和方法中去展开概括，而是由具体的经验引导，直到抓住一个普遍性的维度，在参与式观察过程中去理解、解释和阐释。

民族志调查首先可以通过“观察”和“参与”来“描述”生活的形式、语言的使用和互动的方式。调查者与环境产生多种互动。此处的环境指构成环境的所有事物及居住在这环境中的人。调查过程中，调查者时而对环境依依不舍，时而又对之保持冷漠，时而投入其中，时而又保持距离，时而扎根在环境中，时而又抽离出来，但是由此浮出水面的理解总是带有某种情境。说句实在话，“参与式调查”包含多种活动姿态。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参与情境的方式和风格也丰富多样。当我们在吃饭间隙听到社会工作人员聊起他们的职业生涯时，当我们在救护车里观察护士和流浪汉之间的互动时，或者当我们自己参与互动，给出建议或为某人指路时，“参与的身份”（statut de participqtion）（戈夫曼，2012）（Goffman, 2012）都有所不同。当我们成为救护队的一员时，当工作之余相处融洽的司机想让我们为他写一封求学深造的推荐信时，当我们为了能和工作人员会面而像幽灵一样在办公室游荡时，或者当我们获取信任，可以在机构的中央电脑上网时，参与的身份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不同的互动也使一个人调动起身体的不同部分，展现出不同的能力和面貌。当信息部门的负责人为我们做演示，解释用以追踪用户（usager）的软件的结构特征时，我们竖起耳朵倾听，想要记住他的评论。当机构主席格扎维埃·埃马努埃利（Xavier Emmanuelli）邀请我们共同用餐时，我们必须克制饮酒，以给人一个良好的印象，避免在提问和回答时失了体面。在某个留宿中心，我们和感化教育工作者一道火急火燎地去化解某个房间内发生的纠纷。当我们在人行道上和流浪者进行互动时，要敏锐地捕捉住对方身体和情境所呈现的迹象。每一次，我们都要调动不同的经验，参与不同的方面，扮演不同的角色。

因此，民族志学者应当尽量避免在第一时间就展开概括。其实，在各种背景交织的情况下，关于普遍性的不同视野已经展现。原因很简单，因为行为者介入某个情境时永远不可能将自己孤立。每个人都会从某个特别的维度去理解情境，在工作中带有连续性的“职业观”，对机构的合理性抱有自己的观点。采用某种身份去参与，就要扮演某个角色。只有当角色符合某类属化（catégorisation）的机构及其相关活动时，才可能被明确。采用某种身份去参与，需要将自己投射到某个情境中。这个情境会带着一些超越此时此地的标记点浮现，尽管它也带有某个事件的偶然性。采用某种身份参与，需要采取不同的立场。这些立场不是在事后陈述的过程中形成，而是在情境发生时、在交谈过程中现场形成。正如前文所说，有一点是最基本的：对于调查者来说，概括首先是要了解调查对象自己在此种或彼种情境中如何概括（爱默生、弗雷茨和肖，2010）（Emerson, Fretz et Shaw, 2010）。在我们的调查研究中，我们要了解社会工作者自己如何根据个人敏感度和接受的职业培训去认同和类属化，了解无家可归者、用户、病人、认识的人、心理医生、路人、邻居、流浪者、常客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了解他们在思绪混乱或举棋不定时如何思考、商榷和决定。调查者在自己尝试概括前，必须先仔细描述调查对象用语言和行动进行概括的多种方式，即使它们有时前后连贯，有时又相互冲突。

互动的体现

关于在情境性的实证研究中如何确立普遍性问题，有一个例子可加以说明，那就是对身体经验的描述。身体是调查者用以理解的器官，也是社会救助工作者（maraudeur）与他们的工作对象打交道时用以理解的器官。身体和感情、感觉一样，受到情境的影响。看到他人饱受摧残的身体会为之动容，却又要表现得面不改色。身体要保持冷静，却又不能麻木不仁。气氛或氛围、情怀、情绪在街头工作中至关重要。社会救助工作者对自己工作的总结就说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他们必须或多或少掌握一种装模作样的能力。倾听和护理的工作不能仅靠直觉，它还需要“保持距离”，不能意气用事。临床诊断或社会工作需要五官也经受考验，视觉和听觉自是不必说，在和别人接触的时候还需要调动嗅觉和触觉。社会救助工作的经验和情境的情感性及敏感性均被具体化，承认这一点能使人将实践推理（raisonnement pratique）的关联因素理解为具体且情境化的活动。身体间的关系是相互协调的感觉（sentir）和再感觉（ressentir），即同情，这种同情并不表示双方相互认可对方观点，但是如果离开同情，就不可能产生关怀。

观察就是捕捉身体间关系的道德价值。观察就是去发现救助行为发生时如何将注意力集中在互动上，如何去关心别人。这里有多种方式可以去展开概括。民族志中提出的现象学方法（凯茨，2010）（Katz, 2010）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在活动和互动中，除了感情和感觉，还有什么在起作用。与此同时，我们要克制自己去考虑道德和原则。只有到了第二个阶段，经过描述性分析后的实地调查笔记才能和其他的经验进行比较。这些经验可能在社会工作和护理工作相关的文献中被论述过，也可能由调查对象口述。由此我们可以去思考普遍性，思考护理工作中隐含的学问。此时，调查中的关注、馈赠和感激等问题（这是社会救助工作者自己的用词）就跃然纸上。在社会救助工作者眼里，每次所面临的压力或不适不仅仅是感知或技术上的犯错，同时也侵犯了他人的利益。我们并非是根据事先确定的资料去理解这种道德情感，而是确定民族志研究焦点后得出的结果。在此之前，这种焦点一直在与社会救助工作经验相关的某些类属间游移不定。这样入手分析不是将观察归入到某个理论中，而是在观察、描写、分析、讨论、阅读来回往复的动态中显现并得到巩固。对特殊性的把握更加丰富、严密、细致、连贯，也更加模糊。对普遍性的理解在新的实证研究案例中受到检验，避免了僵化和教条主义。特殊化和概括是相辅相成的动态。

在尔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看来，公共场合中的身体也是呈现在他人眼前的面子的组成因素之一。在审美（恶心、诱惑、厌恶）和道德（同情、尊重、信任）这对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中，身体也卷入其中。因此身体一下子成为概括的载体和组成部分：它被类属化为举止、阶级、种族、年龄、国籍和语言等载体。但是调查者不能预先去判断可能适用于实地调查的类属，因为调查者与调查对象的互动，或调查对象之间的互动都无法预判。因此必须警惕以某种特定方式去概括的倾向，也不能采用现成的政治或理论上的信念。这种政治或理论上的信念使人在观察情境时对社会关系带着“分性别”、“分种族”、“分阶级”的有色眼镜。在某些情况中，这些类属无足轻重，被其他的类属（如护理人员、某种语言的使用者、好心人、毒物依赖者、或者仅仅是某个专有名词，某位先生或女士的名字）所淹没。在另外一些情况中，这些类属可能就十分恰切。例如救助中心女士独享的早餐会，男士不能参加，因此成为女士们讨论健康问题的首选场合。再例如司机往往比护理人员或社会救助工作者更加“亲民”，更容易和那些常常出入于救助中心的人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只有在情境性的经验中，我们才能知晓通过某些类属进行概括是否具有意义。

身体不仅仅是体现社会属性的一个层面，它还界定了尊重、权利和义务的领域。如果不考虑自己行为对他人的利害问题，就不应该去接近、攀谈、倾听、触诊、抚摸、检查、治疗他人，而利害的标准随着经验背景而变化。从自然主义的角度讲，救助工作过程中出现的互动障碍可以描述为笨手笨脚或做了蠢事。街头社会工作的互动问题之所以具有争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对情境进行定义时忽视了某个因素，没有遵循机构规定的程序，常规的协调工作出现问题，和街头的人对话时出现误会，某个工作人员或用户带着难以令人接受的价值判断……总之，互动应该体现的那些经常出现甚至固定的特征受到损害。遭遇的这些困难被认为是违背了“实践准则”（maximes pratiques），如在不冒犯的情况下接近他人，在不欺骗的情况下让他人开口，在不强求他人接受的情况下给出建议，在不卑躬屈膝的情况下服务别人，离开但不遗弃……这实践准则又产生了“社会救助工作者的行为准则”（code du maraudeur）（维德尔，2010）（Wieder, 2010）。这行为准则并非一种形式语法，也不能和社会急救中心制定的医学伦理规约混为一谈。这行为准则深深扎根于实践活动中，它从不全盘呈现，而是被部分采用，表现为对一些冒犯或侵害行为作出的反应。我们从描述中得出的观点帮助我们更加客观地看待工作人员和用户互动过程中错综复杂的介入方式（戈尔夫理解的介入模式，2012）。在此过程中，这种行为准则的观点依然得以保留。街头工作包括四种介入方式：公共空间的相遇（路人-路人），住所内的人际关系（访问者-被访问者），职业性质的介入（医护人员-病人），公共服务机构的任务（机构工作人员-用户）。与实践准则和介入方式的形式化（formalisation）双管齐下的还有对有问题情境的决疑（casuistique），如对各种模糊不清或矛盾的情境、产生失误和错误的情境、难以理解和模棱两可的情境的决疑。

因此，我们只有在实地一步步观察和描写情境的过程中才得以进行概括，对一些特征、困难和两难处境进行递归（或非递归），从而察觉到互动在时间化（temporalisation）过程中的典型特征，理解对于参与者来说哪些方面的互动独具特色。这才是概括最基本的工作。当然，隔一段时间后，这一尝试也可能会和已经公之于世的理论解释或阐述交相辉映，两者要么相互对质，从而去批判或修正原来的解释或阐述，要么使原来的解释或阐述无效，并产生新的理论。而民族志的意义，正是在于调查使得一些迹象的特征浮现，并和其他特征相区分，在于从调查中通过不明推论（abduction）和归纳法（induction）推论出类属、因果关系或陈述顺序，在于调查避开了感觉和最初的期待。

登录和再登录环节

这些环节涉及到一个问题，即什么是“资料”？什么构成资料？为谁提供？由谁提供？何时何地提供？有何用途？“资料”是将观察、倾听或搜集文献行为进行转写的结果，只有对资料进行描写或分析时，才能够称得上“资料”。概括由此开始，由“资料”入手，从这些最初的选择入手来确定我们想要证明的东西。概括的工作甚至是登录资料的重心。登录资料也是调查的其中一种形式。将笔记匆匆写在一个小本子上，然后再重新录入到电脑文件里，还有对话录音结束后的转写材料，这些都逐渐构成一个文本。每个词语、每个语法结构和每次行文组织都或多或少是思考后的决定，并已经迈出了概括这一步——尝试进行“定性的编码”（codage qualitatif），并让编码尽可能忠实于调查对象的观点。

久而久之，资料的登录就更具选择性。洋洋洒洒的多个系列案例中，只有一部分是要全部登录的。最复杂的是那些夹杂着最密集的故事节点的案例，例如对脱离正轨的突发事件的干预——路人闯入，社会救助工作者体力不支，流浪汉大吵大闹……最费解的是社会救助工作者判断形势的能力受到考验时的案例，例如无法决定是医院急救中心还是社会急救中心的移动医疗队去负责一位极有可能陷入昏迷的糖尿病患者。有些案例的经验可以充分说明研究的某些要点，这样的案例是最典型的，例如解决一个收容问题，需要调动移动医疗队、115协调员、精神病科的街头工作者、护理床位和值班医生，这足以展示各机构间的合作。当然，判断一个案例是否“复杂”、“费解”或“典型”还要看它和那些“明显的”、“惯例的”或“具代表性”的案例相比是否能够提供某个视角。调查者应该对实地十分了解，而且要赞同行为者共享的一些经验标准才能够做出这一类决定。然后，新问题的浮现让我们重新回去审视资料，以重新发现那些原先被我们被忽视的互动案例素材。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从来不是环环相扣，一开始因为缺乏关注而忽视的一些东西，随后可能会被重新激活，并被带入另一种普遍性的视野中。在这一过程中，案例之所以成为案例，就必须抓住资料中相对稳定的特征，并形成概念和分析性的假设。与此同时，资料又再次得到分析理解。

堆积如山的笔记被反复阅读。针对笔记的首要工作是重新抄录，即“誊清笔记”：补充空白部分，把句子写完整，选择类属，给某些段落定个临时标题，或者把某些段落进行比较，这些都属于分析工作。有时目光直接在电脑屏幕上游移，以浏览资料，可能在某处会一不小心看到一条“瞥见过却没有引起重视”的线索。有时则更加专注、更加仔细地阅读打印出来的资料，手上拿着根铅笔，将扎根理论（格拉泽和斯特劳斯，2010）（théorie ancrée, Glaser et Strauss, 2010）作为拟定、确定假设的关键步骤。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草稿，民族志学人得以进行概括。他在多个情境、行为或事件中去发现共同的特征，把它们归到一个类别（classe）——不管行为者是否能从中获取类属。为此，有四个例子可以说明概括过程中调查者和调查对象观点的互动类型。吸毒者问题是社会救助工作者经历的重大考验。在我们对此进行分析前，社会救助工作者和社会急救中心的管理人员都围绕该话题展开过讨论。至于实践准则问题，尽管人人都心知肚明，却只有在遇到困难或危机时才会被陈述。陈述实践准则是为了进行民族志的形式化，然后在当事人身上进行验证。此外，“心理医生”这个类属反复出现，这引起了我们的思考，因此即使社会救助工作者从来没有咨询过心理医生，但心理医生依然成为我们的研究主题。此外，在和社会急救中心成员的交谈中，批评性判断十分明显，他们或多或少都有经验及鉴别能力，都思考过实际工作和社会急救中心的利弊。而且，我们注意到每一步概括都是在不同的经验背景中进行的，涉及不同的行为者和公众对象。救助吸毒者的经验处于救护工作研究领域的中心位置；更宽泛地讲，它涉及所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并成为公共安全的挑战。实践准则问题的介入是为了对“面向”用户的街头工作进行研究，并证明其合理性；公众也常常讨论该问题，希望能树立社会工作的行为规范，并且针对社会急救工作展开培训。在“心理医生”这一类属中，我们则是对流浪者的“非社会化综合征”（syndrome de désocialisation）和精神病医生在治疗流浪者时所起的作用进行一系列思考。为了掌握社会急救中心内部的优点和缺点，了解不同行为者对社会急救的评论至关重要，这样也有利于提出最佳的社会政策来救助无家可归者。

描写并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复制：它形成一种陈述，其真实性取决于它和调查的关系——坦言之，描写是调查的一部分，而并非只是简单地讲故事。民族志想象和调查者对调查对象现场活动的总结（comptes rendus）相关，也和调查对象自己给出的总结有关。这里所说的总结和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提出的说明（account）意义一致，这一概念至关重要（加芬克尔，2007）（Garfinkel, 2007）。描写包括第一手观察资料——从字里行间、图表间、草稿里抓取做过的、看过的、感受过的东西——它们隐藏在行为者呈现、评论、表达、阐释自己的活动、行为和互动的方式中。这意味着调查研究并不将外部的类属应用于只叙述事实的资料中，而是从成员内在类属构成的情境经验组织方式切入。这些本来就存在于情境中的类属可以是护士或社会救助工作者的固有言语，也可以是急救工作中特别容易被新手接受的“特有”语言。例如，他们常常说“驯化”（apprivoiser）无家可归者。“驯化”一词出自圣·埃克苏佩里（Saint-Exupéry）的《小王子》（Le petit prince）一书，这一表达可能会令人大吃一惊，因为这意味着无家可归者处于一种原始和自然的状态。这个词也意味着建立一种关系，并肩负起责任，但从词源上讲，它还有“熟悉”、“习惯”和“用计策”的意思。救助者们还常常说“留住”（accrocher）无家可归者，以及“不要放弃”（ne pas laisser décrocher）无家可归者。此外，他们还使用一大堆缩写，以致于外行人一开始并无法看懂社会急救中心软件上的报告。一字不落地收集对话是必不可少的任务，如有可能，在记录对话的同时写下对他们非语言交际情况的观察，这样才能明白人物、行为和情境如何类属化，才能判断出问题，才能知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才能理解救助工作者面临的认知和道德考验到底是什么，才能了解他们不知所措时如何一起商榷。

描述一个情境需要知晓谁做了什么、何时何地、如何做、和谁一起做、针对谁、因何原因、有何目的、有何结果，这种结果是否在意料之中，是否可以接受。由于所采用的“描述风格”（genre descriptif）、调查和推论的范围有所不同，描述的类型（type de description）也不尽相同。就好像看电影时，我们并不满足于呈现的视觉效果和画面，我们的注意力逐渐转向各种活动之间的复杂关系，拓展到更广阔的时空之中。这种注意力的转移借助一些叙述技巧（procédés narratifs）进行。当然，叙述技巧的选择并不仅仅属于后现代主义民族志所声称的咬文嚼字的手段，这些选择是经调查检验后的结果。是调查研究迫使我们改变关注的焦点。最初，我们根据戈夫曼对互动的定义确定了研究框架。根据这一框架，我们不能跟着调查对象，也不能分享他们的关注焦点。总之，我们应该摆脱共存状态（coprésence），但又不能丢弃我们的情境据点，也不能放弃微观社会学视听的丰富产出。自从在时间和空间上开阔调查的视野后，我们开始以另一种方式去观察、去倾听、去理解、去解释我们的资料。至此，形成了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解释过程。概括，就是在局部和整体间穿梭：反复研究、观察、描述资料的不同部分，接受带有解释性和演绎性的整体考验，而整体又立足于局部的呈现；一开始形成的整体又随着变化的局部和重组后的部分资料而发生变化。因此并非简单地一蹴而就从特殊到普遍，或者从普遍到特殊。概括是不同的因子不断相互作用的过程，它们相互修正、相互确认或相互抵消。反之，特殊化也是不同因子不断相互作用的过程。英语中有一个表达可以用来形容这一过程：to case cases。

多情境拓展：比较和历史印证

由此可见，我们最初的研究计划基于对社会救助工作的参与式观察，后来这反映出某种局限性。调查过程的无限反复使之拘囿于一个过于狭隘的微观社会学研究领域中。调查对象本身就使调查范围转移到共存框架之外：他们不停地在评论领导层的决定，不停地在各种救助组织间往来，不停地借鉴其他人的职业经验，不停地通过过去的片段来思考当前工作，不停地反思着自己的工作，尤其是在“堂吉诃德的孩子”（Enfants de Don Quichotte）这一组织激烈抗议的时候。正是调查本身呈现的动态使我们不得不从两个方面扩大调查的地点和时间。一方面，我们关注了社会救助工作者自身在空间、时间、制度或政策层面对其活动所做的思考方式，同时又考虑到他们的各种观点如何彼此协调，它们亦是整体的一部分。这方面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另一方面，我们采用社会科学中比较经典的方法，搜集了一些补充材料，虽然可能与行为者经验无关，但其中有一些地方值得比较，有利于细化对资料的理解。

在空间层面，我们对巴黎多个社会救助机构进行民族志比较，和多家位于巴黎的协会和组织的负责人进行了三十来次访谈，这些机构都声称对无家可归者展开“街头工作”或“救助”。在这些行为者看来，类属化的差别十分重要。无数个夜晚，我们跟着巴黎的慈善机构步行或开车去巡逻，这些机构包括红十字会（Croix-Rouge）、爱心卡车（Camions du coeur）、世界医生组织（Médecins du monde）、公民保护组织（Protection civile）、社会接待组织（Recueil social）、流浪者救助队（Brigade d’assistance aux personnes sans-abris）、艾玛尤斯救助组织（Emmaüs）、自由俘虏组织（Aux captifs, la libération）、车站之心（Coeur des Haltes），此外还有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慈善协会，如街头罗宾汉（Les Robins de rues）、人人一份羊肉汤（Chorba pour tous）、75号防冻剂（Antigel 75）等。这一比较性调查让我们发现社会救助的多种概念、形式和风格，尽管从中我们也可以总结出一个共同的核心，即“走向”用户，走进他们的生活领地，此外还有一些接近、亲近、治疗他们的行为准则。我们最终没有系统地研究比较性调查中搜集的所有资料，它们只是让我们了解某种背景，某种突显社会急救中心特殊性的背景。对事物的异同点进行连续比较的过程可以突出描写研究对象的特点，可以确定研究对象的典型因素和特殊因素，可以让调查者从另外的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勾勒、类属化和分析。简单来讲，就是可以让调查者把研究对象视为更普遍的类别中的一个案例。这种社会救助工作的民族志研究或许可以在有相似经验的法国或外国继续进行。在法国，“社会救助”（maraude）一词被人广泛接受，这使得同一类型又面向不同群体（如卖淫者、吸毒者、偷渡者）的救助工作遍地开花，由各种地位和规模迥异的组织所展开。这些经验和活动的不断增加使各类街头工作的职业化成为问题——在救助流浪者的工作中，培训和行为准则的出现是这种职业化的一个迹象。在法国本土之外，国际社会急救中心也可以提供丰富的实地调查资源，因为这个机构把它的模式输出到了海外省或其他国家的城市。每次输出都需要适应新的社会、法律和政治环境，需要适应无家可归者所面临问题的新特征，需要适应接触流浪儿童、卖淫者或吸毒者的新工作形式。

在时间层面，我们也需要开阔调查研究的视野。社会急救中心里资格较老的成员喜欢如数家珍地回忆、讲述机构过去的故事，我们观察到的情境只有和这些过往相碰撞时才能渐渐明朗。我们通过档案和访谈进行调查，详细描述了该急救中心的培训程序，并详细统计了个人的捐赠情况、物资资源情况、机构的建立过程和机构壮大的政策支持。这样的调查让我们受益匪浅，它让我们了解到，从1993年起社会急救中心的定位和机构设置如何发生转变，并将其和同时期法国境外的急救机构进行比较，从而尽可能全面地理解该社会急救中心所规定的看、说和做的方式。我们因此了解到，社会急救中心从1990年代初开始的历史与界定、处理、实验和制度化“被社会排斥人群”这一公共问题的历史紧密相关。社会救助是“社会急救”机构的一部分工作，但又不仅限于此。此外，我们调查时还遇上了当时轰动社会的事件：2006年夏天，世界医生组织发帐篷，2007年“堂吉诃德的孩子”组织在运河边开辟临时宿地。与此同时，社会急救中心的工作却受到质疑。这些慈善组织发起的活动令公众为之动容，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使救助无家可归者的机构排位发生变化，某种程度上也使社会急救中心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但其实该机构是社会救助工作的主要实施组织。这些事件导致通过了“可抗辩居住权”（Droit au logement opposable）法案，并因此召开了讨论大会，提出一系列报告来质疑急救中心的工作方案。这一事件改变了公众讨论时使用的措辞，他们开始将“无家可归者”和住房困难户明确联系起来，并借鉴了国外摸索出来的解决措施，如“住房第一”（housing first）的措施。一开始，这些集体的举动似乎削弱了社会急救中心的地位，但是后者凭借着自己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得到的政策支持，出其不意成为大巴黎地区115急救平台的操作者。

当然，公众讨论和公众行为的变化使我们的调查和分析角度也发生了部分调整。一方面，跟我做研究的博士生把论文的主题调整为急救工作的历史。他在住房部际委员会省代表团（Préfet délégué général au Comité interministériel à l’hébergement）找到一份工作，可以参与召开的国家级重要会议，实时思考当前改革的政治和法律意义。另一方面，已几乎不可能将社会急救中心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和针对无家可归人群的政策变迁脱离，因此我们在分析的时候扩大了研究范围。从某种程度来讲，此时拓展研究范围为时已晚，已经不可能再把书重写一遍，但是研究其他国家的急救工作为我们开辟了另外一个视角，让我们在调查的时候阅读了更多救助流浪者的历史文献，并了解到美国、魁北克、巴西和其他地方的情况。2006年的事件成为转折点，众多当事人进行调研、提出问题、揭露问题、提出要求，民族志调查的目标因此发生变化。

重新界定机构内的社会救助工作

在空间方面和其他机构进行比较，在时间方面了解社会急救中心的历史：这样的兜兜转转使我们抓住了社会救助工作的外在性，从较大的范围来界定社会救助工作。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也曾经重新界定调查范围。随着对社会救助工作越来越熟悉，我们不仅关注街头发生的互动场面，也关注其他直接与救助相关的情境。我们首先提出疑问：社会救助工作如何制定计划、接受协调和管理，其工作人员如何接受培训？因为培训成为当时公众讨论的重要议题——如志愿者工作的维持或街头工作的职业化，设立一个专门的文凭还是在现有课程的基础上指导大家关注无家可归者的问题等——所以我们对此更为关注。社会急救中心有专门的培训课程，我们也去上了两个星期。因此我们必须对工作人员的职业活动进行民族志研究，将此作为概括的开端。救护车司机、获得国家文凭的护士、社会工作者或感化教育工作者的能力包括哪些 ？在工作情境中，他们调动或没有调动的能力是哪些？他们如何相互协调，并取得共识？他们各自的观点有何特点？与其他志愿者或非专业人士的社会救助工作相比，社会急救中心的职业化培训给工作人员带来哪些优势？

因为关注协调问题，我们又开始去追溯急救中心鉴定用户的操作流程，甚至调查了115电话的技术平台和 “调控系统”。所有个人或职业人士的电话都会接通到这个平台。调控的任务是指对相关人士（不管有没有诉求）进行初步的诊断，对其进行分类，并把他们引导至合适的部门，对于有争议的情况，则将情况告知急救工作者。为了得到救助，有一些电话会反复打到急救卡车上来。有些人则被劝说自行前往收容机构。有些电话则被转接到社会急救中心。115电话的值班人员会和新的救助对象进行或深或浅的谈话。尽管115电话和移动急救队之间的互动首先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但社会救助工作、115电话和急救收容中心、护理床位和日间收容机构之间的协调方式也同样引人关注。我们花了多个日夜去观察这些机构的工作，如有可能，我们还会追踪所谓的“专门”的救助工作：日间救助、精神病人救助、结核病人救助。一位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的博士生曾经是埃斯基洛（Esquirol）医院精神病科移动医疗队的成员，还有一位研究生，他在护理床位的观察区工作，他们同意根据我们提出的相关问题重新研究部分资料。

因此，此前集中于共存互动的调查得以扩大范围，我们围绕每一次救助情境，考虑到机构在各种条件下救助的环节，有时还扩展到外部，扩展至巴黎的医院或精神病治疗机构，如艾玛尤斯慈善机构或救世军人道组织（Armée du Salut）。我们没有一一从正面去观察互动，而是把这些互动视为不同团体或组织部门之间时而顺畅时而紧张的合作。很明显，这样的假设是对芝加哥社会学派理论的回应，尤其是埃弗雷特·休斯（Everett C. Hughes）、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S. Becker）、安塞尔姆·斯特劳斯（Anselm L. Strauss）的理论。1990年代，“语言和工作”（Langage et travail）研究小组研究了公务员和用户在工作窗口的互动，或是医院里医生和病人的互动，他们的研究中也有该假设的痕迹。通过以下两条经验的检验，我们认为该假设是切合我们的实地调查的。第一条经验是在某些案例中，连续地追踪讨论某人所作出的一连串提问回答，这种提问回答不仅仅发生在互动的时候，同时也发生在互动前和互动后的时刻。第二条经验更为困难，在于重构某个用户在接受救助时的路线轨迹。大多数用户需要跑一个又一个部门，用某些救助人员的话说，就是要“兜圈圈”。因此，我们可以在某些案例中，通过对115电话平台的直接观察，以及对救助软件数据的分析，去了解“工作弧”（arcs de travail）中各方是如何协调的。与此同时，我们也认为街头工作中的“道德观念”（moralité）不仅仅涉及人际关系，同时也指完成某项团体工作，履行某个相关机构的工作，甚至是实践某项社会政策。

当然，关于社会急救中心和各种政策要求的关系，我们本可以将研究范围从社会事务部（ministère des Affaires sociales）扩展到社会事务局（direction des Affaires sociales），从大巴黎省政府扩大到巴黎市政府。各方行政和立法部门都想要插一手，急救中心和上级行政部门、出资人之间如何相互妥协，也是政治学研究的绝妙主题。同时，也可以对组织内部展开分析，了解组织内部的权力关系，剖析领导层内部制定公共行动的方式，分析享有崇高威望的格扎维埃·埃马努埃利在机构中的地位，揭示机构中的管理人员如何做出决策性的选择和决定。或者，也可以从后勤入手，分析日历和议事日程的管理问题、工作团队的用车问题、活动的规划问题及决策机构之间的协调问题。可惜的是，足以让我们进行此类研究的调查实地并没有开放。

该民族志在理论、道德和政治方面的影响

民族志不仅仅是观察和描述的工作，同时也孵化了理论和政策。实地调查相当于是一个从实践上升到理论的自然实验。因为我们不断地面对着真实的情境，需要思考是非对错，需要考虑他人的顾虑，需要个人的投入，需要调动责任感和自主性，需要寻求尊重和尊严的价值，所以我们关注社会救助工作者在工作情境中的实践理性。我们的调查研究试图在他们情境化的实践活动过程中，描述街头救助对象的依赖感和脆弱性。我们的调查研究近距离地追踪社会急救中心及其工作人员遭遇的混乱、面临的困境、承受的悖论、解决的困难，以及直面解决这一公众问题时的方式。我们的调查还研究了以公益的名义对他人施善时极其重要的道德考验：以人道主义为原则照顾他人，不让他们因饥寒交迫而死，如有可能，重新让他们享受作为公民的权利和个人自主权。

显然，道德和政治民族志最终显现。照顾流浪者不仅仅是出于个人道德或人际关系。照顾流浪者需要很多行为者相互协调，根据对象、手续和规章对不同的情境做出不同的安排，需要众多技术、法律和组织机构，甚至需要公共政策的支持。它既包含机构层面发出的政策指令，又包括互动层面的道德约束。这一结果具有双重重要性。首先，它阐明了急救中心、志愿者和专业人员在工作中遇到的通常隐蔽难寻且“无法估量”的部分，它们很难在分析或培训课程中系统化出现，我们的研究有助于大家了解他们的现场工作，并提高救助质量的标准。概括这一方法在这里很实用，它有利于建立“善待救助对象”（bientraitance）的环境，同时又让人意识到这一举动的矛盾之处。因此，道德民族志和公共行为民族志密不可分。其次，这意味着针对无家可归者群体的社会政策应该从基层入手研究，并和具体的正在发生影响的国家政治科学研究保持一致。因为不能查询档案，也不被准许参加决策性的会议或针对复杂案例举行的讨论会，我们提出的政策是比较粗略的。急救中心成员给予我们的调查空间依然有限。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大体上讨论两个特别的问题，它们也可供其他的实地调查研究借鉴。

首先，“问题的微观政治”（爱默生和默辛哲，2012）（micropolitique du trouble, Emerson et Messinger, 2012）的直觉引领我们去理解互动情境中解决问题时的政治维度。当然，机构不同环节中权利、特权和职责分配都可能提出问题。例如，谁可以行动？为什么？怎样行动？行动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但是，更大的挑战在于让街头工作褪去慈善或政府举措的色彩。承认理论（Théorie de la reconnaissance）认为社会救助赋予救助对象合理的尊重，表现出个人的关心，修复他们的社会认同感。社会救助的实际问题在于发现流落街头的弱势群体，并为他们提供住处，给予他们支持和资源，让他们重新找回最基本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并非康德所言的自主性，也不是安置合同中所提及的自主性。这里所说的自主性更加基本，是指能够维护自己，有能力照顾自己的身体，能够和他人互动，展开对话，有时间观念。为了让他们获得这种自主性，社会急救中心的工作人员需要给予他们关心，尊重他们，取得他们的信任，并学会倾听、安抚、安慰和坚持……总之，就是要去照顾（prendre soin）他们（这里所说的照顾有治疗[cure]和关心[care]双重含义），要让救助对象不仅认同自主性，更能够把依赖性减到最低。这些描述性研究显示了救助工作的复杂性，这与其他或赞美或抨击的言论大相径庭。

其次，急救中心工作人员和用户之间的会面方式可以称之为“翻转窗口”（guichet inversé），也就是说工作人员去寻找用户，且不知道用户需要什么，甚至可能找不到他们。互动的场景并不是发生在公共服务机构封闭的办公室内，而是在街头这种开放的空间。通过不断地观察、倾听，并反复阅读笔记，我们归纳出了四条工作和行为的基本原则，这在前文已有所提及。正是在这些基本原则之间，互动不停地中断，又不停地形成。

——工作人员和用户之间遵循都市公共空间的基本原则：在目光或声音接触之前，他们的行为就像擦肩而过的“路人”，并且需要遵守人行道上的交通规则。

——工作人员去用户的生活领域其实是一种私人的拜访，用户的私人领域常常在人行道上，并用私人物品圈出：工作人员要遵守一些“上门私人拜访”的礼仪和互动方式。

——工作人员是“专家”，接受过专门的培训，根据自己的能力提供不同的照顾：他们把这种照顾定义为救助，把用户定义为“病人”。他们的工作遵循“职业的”认知和习惯。

——工作人员代表着公共部门，因此他们面对的是“拥有权利”的“用户”：工作人员提供专门的服务，不仅是出于慈善或人道主义去救助，同时也在维护共和国的公民资格。

这些问题在调查过程中一一浮现。不明推论、归纳和演绎不时相互交错（贝克尔，2003）（Becker, 2003）。民族志学人紧紧依托实地调查，但是在知识和规范方面依然处于借用和反哺、吸引和反感、挑战和刺激的网络中，推动着他去精确、提炼和浓缩自己的观点。他对理论较为敏感，有自己偏爱的作者，有自己的思考方式、世界观和写作风格。他有自己的同事圈子，也参与争论，要求自己采用某种方法或借助于某个学科。根据双重解释理论（double herméneutique），社会学著作最终都会有行为者自身的烙印。社会救助工作者都听说过护理（care）或承认理论。这些类属成为理解和评估他们实践活动的标准。护理人员和社会工作者也曾经接触过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或罗伯特·卡斯特（Robert Castel）的评论性观点，也接触过迪迪埃·法桑（Didier Fassin）关于人道主义理性（raison humanitaire）的生物政治学思考。他们都学习过社会学家撰写的教材，如雅克·约内（Jacques Ion）、贝特朗·拉翁（Bertrand Ravon）的教材。有些人甚至了解欧文·戈夫曼、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的空间关系学（proxémique）或雷·伯德惠斯戴尔（Ray L. Birdwhistell）的身势学（kinésique），因为格扎维埃·埃马努埃利在其中一部著作中对这些理论做过评论，而他的评论又在培训过程中被反复提及。此外，他们大多数人还读过帕特里克·德克勒克（Patrick Declerk）的《遇难者》（Les naufragés） 。资历较老的工作人员自发形成了一个研究“无家可归者问题”的小书库。对于民族志学人而言，概括意味着学习同行已经使用过的概括方法，并进行验证，从而提炼出自己的普遍性观点。同时也意味着理解这些普遍性观点如何因实地调查的行为者而调整，从他们的工作经验中得出推论。只有实地调查才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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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关于方法论的意见还可以起到规范的作用。民族志越来越受到政治问题的影响，越来越关注公众行为的意义，也越来越重视其研究被接受的情况。我们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2007年冬天发生在圣马丁运河边的帐篷事件撼动了1990年代初建立的救助流浪者的公共舞台。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至今尚未结束，使得人们需要重新定义公共问题及其处理方法。除了通过抗辩居住权法案，并从加拿大引进“住房第一”项目，我们还见证了街头工作相关机构联合起草的伦理公约，思考了针对救助工作者的专业培训课程设置，见证了流浪者接待机构的合理化和地区化举措及定位分流举措。2011年，我们又见证了急救中心人员全员出动……我们的调查覆盖了所有这些实际场景。因此，概括问题也变得具有实际意义：民族志研究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调查对象，但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让实践者提高自省能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将它纳入培训课程，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善公共行为机构呢？当然，这些问题都要另当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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